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刘兰慧

(资料图片)

首次踏进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姜宝昌家，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客厅除一桌一茶几之外，几乎被书柜包围。

参观书房时，姜宝昌赧然一笑。书房即为卧室，扁窄逼仄的空间里摆满了图书典籍。介绍起作品时，他像变戏法一般从看似凌乱的书堆里找出相关的书籍和资料。

书房悬挂着“墨子书院”的牌匾，与门正对。姜宝昌指着牌匾说：“我将书院的牌子悬挂于房屋正中间，时刻警醒自己，作为墨子书院的顾问，要顾而问之。虽然离滕州较远，我无法做到一天一顾，但起码得做到一天一问吧。”

2023年，姜宝昌已是83岁高龄，但他的人生节奏并未随年龄增长而放缓。近期，他的多部著作即将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几乎闭门不出，十年如一日，心无杂念，完全沉浸在对墨子精神求索的状态之中。

“入坑”墨学研究

“我入墨学这个圈，前是山大历史系卢振华先生的引导，后是张知寒先生的引导。”往事拨动着姜宝昌的思绪。卢振华和张知寒两位教授的指导，至今对姜宝昌仍是有力的鼓励和长久的慰藉。

1974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姜宝昌认识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卢振华教授。未久，卢教授主动提出让姜宝昌做他的助手，做些翻书、抄写、校对之类的工作。

姜宝昌回忆：“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先生对我这个‘非正式’弟子兼助手抱有某种瞩望。”其时，卢振华研讨的课题颇为广泛，以科技史尤其是齐鲁科技史为主，出乎“钩沉发覆以寻觅古人于科技原理与器用制造方面的创获”的热忱。

这种热忱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具体指向。数年以后，卢振华突然对姜宝昌说：“前不久，与齐鲁书社洽商出一本《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的书，现在稿子基本准备就绪，只差墨子一人。从科技角度写墨子，你会写得更真实更生动，因为你学过数理。”

姜宝昌正不知所措，卢振华教授接着说：“论文题目就定作《墨家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你不必紧张，我给你三个月时间，你尽可用大部分时间翻阅相关资料。除《墨子》元典外，可以参考山大二十年代的栾调甫先生同梁启超先生讨论《墨辩》的材料，也可以借阅曾在中文系任教的高亨先生的大作《墨经校诠》一书。”

姜宝昌意识到，这是卢振华教授在出题目测试自己，却又给他以明示——不要忘记山东大学在《墨辩》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的传统优势。

三个月后，文章初稿拟就，姜宝昌论述了“一重守备，尚技艺”“二重自然科学”两大方面，计八千字。卢振华教授阅后说：“墨家科技，大有文章可做。日后，你可以考虑以此作为自己的专攻。”大约半年后，书印成了。姜宝昌写的那篇论文置于《鲁公输班》篇之后。那时，姜宝昌的心情十分复杂，激动之中包含感恩，因为他的第一篇稚嫩的论文习作被选录到卢教授的论文集中。

卢振华教授对他的点拨，让姜宝昌的心里漾起了层层涟漪，久而不息。彼时，姜宝昌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殷焕先教授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生。在征得导师同意的情况下，他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不间断阅读墨学著述。

到20世纪80年代末，退休后的张知寒教授为证明当年历史系童书业教授“墨子很可能是滕州人”的论断而四处奔走。有一次，张知寒告知姜宝昌山东大学要成立山东墨子学会的消息并邀请他带文参加。此后，姜宝昌便正式“入坑”墨学研究。

山东墨子学会在滕州成立后，第二年便升格成中国墨子学会。在前两届的学术研讨会上，姜宝昌见到了蔡尚思、匡亚明、费孝通等学者，他们当时都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为支持墨道发展拄着拐杖参会。姜宝昌深受鼓舞，并坚定了从事墨学研究的决心。

1993年姜宝昌的《墨经训释》由齐鲁书社出版，对《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进行了训释。

直至2000年，他终于下定决心：专业改就改了。此前，姜宝昌内心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扔掉文字学专业改从别的领域，心存不甘。

入墨道之后，姜宝昌逐渐发现，墨学与国学关系密切，自己原本在古文字专业下的力气并没有白费。例如，墨子能造字，很多古文字仅墨子的书中才有。

找准方向之后，一切似乎水到渠成。2010年姜宝昌的《墨子·大取小取训释》出版，他完成了此前迟迟不敢动笔的《大取》《小取》两个关于逻辑学部分的训释。

有了跨学科的知识，姜宝昌感受世界，甚至对墨子世界的理解方式似乎也有些不一样了。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存在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姜宝昌的墨子研究道路便以《墨经》为起点，该书六篇以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为主。自然科学囊括数学、逻辑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其中，几何学、时空论以及光学可以视作当时的世界之最，甚至称《墨经》为当时的几何学或是光学教科书都不为过。

谈及此处，姜宝昌扼腕叹息，墨学这座富矿中的财富至今仍鲜为人知。

发掘墨子的自然科学逻辑学智慧

当人们在人类数学史中徜徉漫步的时候，经常能够发现，有一些相似的概念会在相隔很远且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这实在是很奇妙的相互呼应。

古希腊人认为，几何学因其严谨性和能够训练头脑而尊贵。相传，在柏拉图学院的正门上，刻着这样的格言：“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

谈至此处，姜宝昌情绪高涨。提及几何学，许多人言必称希腊——点、线、面、体，殊不知，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更早，中国的墨家就谈及端、尺、曲、厚。点、线、面、体尽人皆知，而端、尺、曲、厚却不为人知。

学术研究是一个上山的过程，寻访风景的过程，探求未知数的过程。一个好的墨学研究学者要具有开阔的视野，并且对墨学有着足够的尊重和敬意。

对于墨学研究，姜宝昌有感情投入，作为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对墨子天生有一些亲近之感。更重要的是，他学过数理，能够挖掘得比较广、比较深。此外，在文字学专业学习的他具有训诂之功。

“经过中西对比之后发现墨学中所蕴涵的财富，我心生骄傲，文化自豪感和历史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有几个人能像我一样共享这份情感呢？大多数人提到墨家、墨子，仅仅了解兼爱非攻。先圣创造的自然科学以及逻辑学等智慧却被放在墙角，这合理吗？”姜宝昌说。

《墨经》是姜宝昌科研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墨守》成为姜宝昌墨学研究历程中需要迈过的另一个坎儿。《墨守》主要内容是积极性的军事防御，有人曾将《墨守》和《孙子兵法》视作一守一攻的双子星，是中国军事方面少有的撰述。如果说《墨经》号称天书，那《墨守》可谓是半天书。历时四年时间，姜宝昌又写出了《墨子训释·墨守》。

之后，他一鼓作气接连又做了《墨论》，该书以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作为底本。

2017年，姜宝昌接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电话：“有关专家正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行重新解读，袁行霈先生主张《墨子》部分找您来解读，您同意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这本书，姜宝昌和北京的专家们打交道便多了。他每写一部分便到国家图书馆古籍展览室三楼与学者们一起讨论稿子，这些学者虽然年迈，但他们的思想却是学术界最新鲜、最活跃的。受到他们的启发之后，姜宝昌更加坚定了在墨道方面向深度、广度进军的决心。

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墨子》中，姜宝昌对墨子之言行及其学派之著作，在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和建树进行了详尽地呈现。

政治伦理与科学技术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姜宝昌认为，尽管之后儒家成为中华国学的核心内容，但是对现代中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有现代意义的则是墨学。

以杠杆定律为例，世人皆知古希腊阿基米德提出杠杆平衡定律，但是《墨经》中有这样一句话：“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基本上与阿基米德的意思一致，区别在于缺少一个数学公式，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古代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

因此，在学术界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极为重要，中国人在商代就已经明白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且具体运用到干支纪日之中。可是，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概念目前都是外国的专利。

受益于墨子研究，如今中国也有了话语权。姜宝昌主持的“墨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这一课题在2021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活动及课题立项。在《墨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集中，姜宝昌题为《墨家科技成就及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一文为首篇。

故纸堆与“避难所”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爱好是人生的调节剂，钻“故纸堆”之余，姜宝昌还有不为人知的很多面，也有着自我专属的生活“避难所”。

伏在桌子上，细读自己书写的有些潦草凌乱的诗稿，这是姜宝昌的日常生活剪影。

“现今大家都不愿意研究古代的东西，很少有人去写古体诗，我勉强算是个守护者吧。”行文至此，一个“老学究”的形象是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一副金边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确实让人联想到学识和智慧。难道，他的闪光之处只有墨学研究吗？当谈及兴趣爱好时，这位老先生的形象更加“鲜活”了。

“活儿不断”是姜宝昌的口头禅，他至今没有智能手机，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每天唯一的休息时间是散步一小时。可谓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谈及近况，他的一些构思正在酝酿。

“这本著作近700页，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审校。”姜宝昌的专著《金文研究》在韩国出版之后，山东一家出版社也有意出版，“我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去世了，棺材里放一本，也就足够了。”

《墨经诂林》是姜宝昌最看重的一本书，他对这部作品倾注的热情与努力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几乎穷尽了他后半生的精力。

《墨经》是他从事墨子研究的原点和起点，他的长项在于学过数理，所以这本书用时最多，记的卡片最多，写得最专心。

他就像一个琢玉工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历时近30年，用了约4000张卡片，用3年半的时间埋头写作，写了5000多页稿纸，25大本。洋洋洒洒数百万文字，竟然都是手写而成，可见用心良苦。

无数个日日夜夜，姜宝昌与墨子共生活、同呼吸。他说：“朋友王赞源觉得，我们这些学人生前应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墨经诂林》就是我要说的话，这本书出来之后我便没有遗憾了。”

“这些都完成后，我还有个想法，不知能否做到。目前我有五本诗集，手里还有一些零碎的诗稿，约二三百首，我想再凑一二百首，出版第六本诗集。当然现在精力、体力都大不如从前，以前一天写两首，现在两天能写一首就不错了。”姜宝昌兴奋地述说着。

几十年来，姜宝昌陶醉其中、乐此不疲。目的何在？一是自娱自乐，赋诗填词是最好的娱乐方式，二是借此锤炼文字。

哲学家任继愈曾讲过，要搞中国的墨辩逻辑应该结合印度的墨辩逻辑，但是非常难。在姜宝昌看来，他作为一名墨辩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究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与古印度（陈那）因明“三支论”逻辑的同时，深度开掘古代中国墨家“三物论”逻辑的内蕴，从而使亚氏逻辑、因明逻辑和墨家逻辑成为世界三大形式逻辑的事实确立下来，并借以驳辩所谓“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谬说。

访谈接近尾声，姜宝昌仍对以墨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如何获得生命的更新和再生念念不忘，他说自己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深度和广度都还差得远。墨子研究的事业未竟，仍需后继者不断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军，真正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挖掘出来。与西方的成果对比，让中华民族每个成员都心中有数，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