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轻人看待知识分子和七八年前完全不同时代情绪也发生了变化

接到许知远电话的时候，他刚从新加坡回国，在北京大街上散步，电话那头不时传来汽车喇叭和行人喧嚣。

(相关资料图)

散步，尤其是长时间散步，是许知远为数不多的锻炼方式之一，经常一走就是两小时，这也是他进入每个陌生城市的方式。

在和综合格斗选手李景亮做了一期《十三邀》之后，47岁的他又忽然迷上了打拳，只要人在北京就会定期训练。

如今大家了解的许知远，是纪录片《十三邀》中的采访者，更接近文艺圈层的读者知道他是作家，还开了一家名叫单向街的书店。

许知远不关注每期节目的评论，甚至成片也不怎么看。但他知道《十三邀》曾经引起过多大的争议，互联网也还保留着这些记忆：

和俞飞鸿对话的那一集，许知远被贴上了“油腻中年”的标签；和木村拓哉的聊天，有人评论说尬到脚趾抠出三室一厅……

但到了2023年，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许知远。

当得知李景亮这期节目出圈之后，他感到非常意外，反问了一连串为什么，一边又陷入我们熟知的自我剖析。

“当时在上海看他们打比赛，有人在直播镜头里看到我了，还在弹幕里问：那是许知远吗？下面有人回他：别傻了，许知远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现在聊起这段，他还是会哈哈大笑。

“许知远怎么会来这种地方？”相比刚开始面对镜头的那几年，如今许知远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这种地方”。

曾经他面对那些不同领域的名人，访谈就只是访谈，谈完了事。

现在他更乐于走进对方真实的世界，登上独臂船长徐京坤的帆船一起出海远洋，在拳台上被李景亮裸绞到几乎晕厥……镜头给了他进入他人生活的“特权”。

许知远自己的世界，则被完整切成了三大块：一是《十三邀》，二是不断需要向现实妥协的单向街书店，三是被他视为“避风港”的写作。

以下内容来自许知远的自述：

01

航海，打拳，跟他人远行

许多人会把《十三邀》和我个人等同起来，其实拍节目更多是集体行为，它不一定是我自己可以完全把控的。

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领地，其中有很多失控的时刻，但失控有时候也是挺美好的。

到今年为止，《十三邀》已经拍了第七季了，有时候我觉得烦躁，但我知道它会强迫我对世界保持某种开放性，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从更个人的角度来讲，《十三邀》是我好奇心的延伸，因为它能让我进入非常多不同的领域。

比如我们马上要拍一期关于电竞的主题，如果不是因为要采访，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和电竞运动员打交道，或者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

李景亮这期也是这样。他带的两个年轻拳手，一个在迈阿密，一个在上海，我都是刚认识他们，一起喝了杯东西，开始像朋友一样相处。

突然这个小伙子就绑着拳套上场了，我坐在台下看着他被打倒在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强的情感冲击。

我非常不适应直接的身体对抗，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面对这样的冲突，我只能慢慢适应这种冲击。

等到了片尾那一幕，我和景亮、教练多斯包括这些小拳手都相处很久了，从迈阿密到上海再到新疆塔城，真正培养出了朋友的感情。

所以最后走到麦田中央，玩性大发的景亮脱掉了上衣，我也干脆脱了衣服，那一刻我们就是两个小朋友，你脱我也脱，很自然就发生了。

节目是有欺骗性的，导演需要作出一些比较抓马的效果，但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些不同的真实的东西，会被慢慢激发出来，所以大家会觉得节目开始前和结束以后我成了不同的人。

这些拳手面临着严酷的生存环境，不断把自己推到UFC这样需要付出所有生存努力的舞台，比我们平时生活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要大得多。

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来，李景亮就必须要有生存智慧。所以我很鼓励观众们，有勇气把自己投入更困难的境地之中，能够激发出不自知的能量。

我很珍惜这样的平台，能够让我更有机会卷入别人的生活，相比前几季这是我最大的变化。

当时无法想象我会被卷入航海或是打拳之中，即便跟着蔡澜老师去他家乡，我也没想被卷入到这么强的程度，只是希望把谈话进行完。

但现在，这才是我更容易理解他们的方法。

当我带着镜头进入别人生活的时候，对方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向我敞开，相处四五天，呈现生活的很多面，可能朋友跟他相处了20年都没看到这么多面。

02

知识分子更重要了

我当然知道那几年节目刚出来时的争议，也理解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不喜欢我。

我们这代写作的人，突然很多机器对着自己的时候会非常不自在，我度过了这段不自在的过程。

那时的很多评论，坦白说也没什么道理，只不过大家会更愿意强调它的负面性，其实当时支持的声音也很多。

我觉得后来反倒是观众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会意识到这个节目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力量，尤其是经过疫情这几年，大家看到了许倬云、项飙这些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重要性。

第一季的时候，中国社会是非常泛娱乐化的，我们对那时的泛娱乐化也有很多批评。

到现在整个时代情绪发生变化了，大家更会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体验什么，这些核心价值到现在没有变化。

如今年轻人看待知识分子，和七八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更会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是什么。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更具体”了。

我30几岁的时候，更迷恋一些大的概念和叙事，现在则觉得所有思想观念都需要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来呈现。

这种具体可能是一本书、一次谈话、一期节目、一个播客，也可能是一家书店、一个品牌、一次旅行甚至是一盘菜、一首歌，它们都承载着某种观念，所以我想把每件微小的事情做好。

另一方面，经历了疫情这段时间，我看到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有了不确定性，随时都可能会消失。

03

工作量是年轻时10倍

作为70后一代人，我跟着社会的上升期、开放期成长起来，会觉得一切都想当然会越来越好。

但是眼前的挑战让我意识到，这些想法都过于乐观，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比如我们书店。

单向街书店到今年做了18年时间。最近几年里，我坚持的文化理想好像随时可能会消失，我们充分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也正是这份脆弱让我更希望把书店坚持下去。

前不久东京的单向街书店开业了，它就是在疫情期间我被困在东京所萌生的念头。

那段时间我看到，因为疫情，不同文化间的沟通竟变得如此之难。我们这代人又是受全球化影响比较大的，认为多元价值就该彼此沟通共享，所以在东京开了这家书店。

它不仅是个“中文书店”的概念，我觉得更是一个“亚洲书店”。

特别希望能在书店里出现中国的作家、年轻艺术家、导演、摄影师，也有来自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大家在一起彼此沟通交流。

今年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多，去了趟纽约，在迈阿密看UFC，头一次看见那么多美国人对着八角笼用另一种语言呐喊，这是非常陌生的存在。

我最近刚从新加坡回来，在那里拍一期节目，对东南亚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甚至想写一本关于东南亚的书，以新加坡为视角看华人在东南亚过去200年的变化，这些都是全新的感受。

我现在的工作量，可能是10年前的5倍甚至10倍。我年轻时是非常懒散的人，现在突然变成很忙碌的人，中间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我也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能量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比如被好奇心所驱使，或是被同事“逼迫”，总之需要压抑自我然后做更多新的事情。

之前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和82岁的安藤忠雄做完一个多小时采访，结束后他没有休息，立马回去工作了。

或许过了三年之后，我自己的工作强度可能比现在更大，也能撑得下来。

04

我的“朋友”梁启超

我每天要睡8小时，如果睡眠少于7小时，就会对世界充满厌倦。很难算清每天工作几小时，因为好像总是在工作。

年轻时候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对一个作家来讲，每时每刻都是在工作，连去酒吧喝啤酒也是在工作，因为在观察别人。

我有时也观察身边团队里的这些年轻人，观察他们身上普遍的困境。

他们在一个过度保护的环境中长大，但突然被推到了一个过少保护的现实社会中。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父母和环境主动推给他们的，等到自己需要付出很多来换取一些东西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对个人意志很强的考验，有些人会退到舒适区。

所以在他们身上会体现出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又很脆弱。比如突然面对失业的压力，他们只有父母可以依赖。

从2013年构思到2019年出第一本《青年变革者》，再到今年出了《亡命》，我这十年都在写青年梁启超。

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和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有着类似的困境，他们都要面临如何重新创造自我的过程，在困境中创造人生新的可能性。

无论是面对百日维新的失败和巨大的历史变革，还是面对现在的日常工作或者家庭、生活的困境，你怎么重新创造自己、发明自己，这样的价值是通用的。

梁启超本来在中国待着，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从横滨、东京又去了东南亚，然后到了澳大利亚、美国，他成了一个全球旅行者，见到了当时不同社会的人和事。

很多人被突然抛入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中，会被轻易摧毁。

但梁启超却在流亡的一路上创造了新的自我价值，成了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这种自我创造的精神，有着很强的超越时代的感染力。

另一方面，梁启超所处的近代社会，变化在急剧加速。

它从一个传统的帝国转型成现代民主国家，从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突然切换成现代的小说、宪政、科学，李鸿章说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冲击力可想而知。

我在《亡命》的序言里类比，这就像我们7080年代受教育的人，突然被推进一个人工智能的世界，告诉你大数据对思想的影响，解释火箭怎么飞上火星。

曾经我提到过自己对于梁启超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做了新闻记者，梁启超也是中国现代报业的创始人之一，是个伟大的新闻记者，所以我们有职业上的亲近。

现在写了他十年，随着我越来越多进入他的世界，我们培养了更深的感情，觉得他就像我一个跨越时空的朋友一样，一个虚拟世界的朋友。

它存在于我的世界，我理解他的挫败、挣扎、喜悦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到相似的挫败、挣扎和喜悦，这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

未来七八年，我会写完剩下的三卷，这仍会是一段漫长的关系。或许当我写完梁启超的时候，这段友谊就会告一段落。

我可以接着去写李鸿章或是别的谁，去培养一段新的感情。

文、编辑／Cardi C

图片来自受访者提供

部分图片来自腾讯视频《十三邀》、单向街书店

以上内容来自“外滩TheBund”